，有两条规限不能触及，否则即使有文书为凭，也不受律令承认，其中一条，若无户部免征赋税之令，五年不赋，则地收回国有。”

　　不待诸人发表意见，虞沨又沉声而言：“更有一条，若为边防重镇之屯田、养民置居之均田或者州郡防洪之滩涂，无论官民皆不可私自买卖，诸位手中文契，可曾注明那些良田本身，原为滩涂行洪之用？”

　　关于土地田原之性质作用，文契上必有明示，若无天子行印颁诏，六部皆无权擅自更改，即使有人利欲熏心，也不敢私改土质地用，而之所以郫南泻洪之地被勋贵世家公然“瓜分”，起因基于两点。

　　其一，当年东明国灭之际，大隆建国之初，内忧外患不断，政务尚不周备，漏洞实多，便有那些贪利者，看中了这行洪无主之地，说服金、秦二相，暗箱操作，而当年金、秦两党在高祖“平衡”“撮合”之下，矛盾尚不如眼下激化，便一拍即合，竟将泻洪之地买卖瓜分，因皇室多重养民之均田与边防之屯田，于这两类监管严格，却不甚重视滩涂之地，故而，才让这些权贵有了可乘之机。

　　其二，建国之初，朝中官员升擢贬斥广泛，再兼东明末年国政原本几近瘫痪，尤其工部水利如同虚设，缺乏水利人才，朝臣仅凭州志记载，观并州沿岸百年无水患之忧，只以为那行洪之地也如虚设，就算耕为良田，也无关紧要，更加放心大胆，而地方百姓，更不知何为行洪用地，横竖不是自家田地，自然不会在意归属何家，偏偏建国以来，华北地区又从无洪涝之险，这事演变到后来，就成了那些占地权贵心照不宣的秘密。

　　官府之所以还出示份文契，无非是防备权贵们相互争地，以致纠纷闹事。

　　可是随着大隆朝政建全，工部水利官员自然察觉到行洪之地以为他用，奈何瓜分占地者势大权深，又经威胁利诱，便都坐腊，装作不察。

　　这些水利官员却到底还是心怀忐忑，应当将行洪之地关健作用告知了金、秦二相。

　　可已经消化在腹中的肥肉，有谁愿意再吐出来？

　　故而，并州流域诸县县令得了“警告叮嘱”，对河务堤防之事尤其尽心，防的就是一旦水患，天家追究原因。

　　只原本处于险滩之处，行洪用地又被高筑堤坊，风调雨顺时无虞，一旦多发暴雨，便难免洪涝绝堤。

　　不过是迟早而已。

　　但朝中有金、秦二相掩示，水利官员装慒，若非虞沨经历了一回，早怀孤疑，只怕也难以想到水患之因，竟是这等缘故。

　　且说眼下，这些受挑唆蛊惑的所谓“权贵”，大多是继承父祖传家，只知田地归属自己，却不明其中险情，方才糊里糊涂地拥堵城门，妄图“讨个说法”。

　　这会子被虞沨“温言提醒”，不少人细看文契，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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