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看惯了这世间的罗生门

　　我记得那夜雨下的很大，关台一到夏天就疯狂下雨，韦雨昕被她的导师性侵了，是我替她去报的警，大家都理所应当的认为被性侵的是我，我觉得无所谓，只要那个狗导师可以去死，我的名声就不算什么。但是令我不解的是，韦雨昕撤案了，她不想告了，那时她为了躲避流言蜚语已经住在了校外。

　　大晚上我冒雨去她租的房子那里找她，不断地敲门，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都说好的要一起把那条狗送进监狱，我虽然打着伞但是耐不住雨太大已经被淋了个半湿。

　　“你开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坚持下去的吗？”我不听拍门，那个时候学校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把我们分别叫到办公室，请了专门的辅导员来给我们施压，大概意思就是学校怎么怎么难，女生被性侵一旦被承认以后的路怎么不好走，希望我们能替学校考虑一下，学校愿意给我和韦雨昕保研名额，如果我们坚持告下去，我们将会被给予处分或者警告，面临毕业困难的状况。

　　那时候的我没有现在这么强大，但是事情的轻重缓急还能分得清，我觉得无论怎样这件事都必须真相大白，学位什么的都排在这之后，只有这样韦雨昕才能光明正大没有后顾之忧的活下去，但我确实害怕，因为我从来没有一个人面对过这么多权力，我才20岁，面对那么多警察、那么多领导，面对30~40岁的所谓的掌权者，我害怕我会丢掉学位，但是那个狗导师必须死。

　　我疯狂的拍门质问韦雨昕：“你害怕了？名声我都替你担着，你怕什么？我们又没有做错什么，我们是受害者啊。”是啊，我们什么都没做错，但是好像受伤的只有我们，韦雨昕是遭到了心理上和身体上双重打击，我则是背着烂名声和风言风语后来我才知道，韦雨昕保研了，但我并没有接受学校所谓的“补偿”，我觉得这不是一种补偿，这是一种羞辱，如果我接受了，那将会让我在数次被提起研究生这个名头的时候想起这个名头的由来，那是我像权力地位下跪的象征，是我出卖灵魂向魔鬼交换来的“荣誉”。

　　我在她家的楼道里给我妈打电话：“妈妈，我觉得我摊上事了，但是我觉得我想回家先住一段时间。”我爸15分钟就开到了韦雨昕家楼下，他下车给我打伞，给我递纸擦眼泪和鼻涕，上车后问我发生什么了，我一五一十把事情说了，我爸说这事我不应该管。我在家休息的这段日子，都是我爸开车送我上课，在学校里我不和班级里任何人搭话，实际上是他们躲着我，我只是偶尔和许飞他们出去喝酒，许飞也不敢在我面前说什么，只是陪我喝，听我说，帮我擦眼泪。

　　我厌恶学校，厌恶老师，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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